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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大郎的“身边文字”

时间:2018-12-16 10:28 点击:
很多人引用过张爱玲的如下论断:“在文字的沟通上,小说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。就连最亲切的身边散文,是对熟朋友的态度,也总还要保持一点距离。只有小说可以不尊重隐私权。”(《惘然记·序》)这段貌似不经意的话,或许心目中有所指涉。如果熟悉其生平

  很多人引用过张爱玲的如下论断:“在文字的沟通上,小说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。就连最亲切的身边散文,是对熟朋友的态度,也总还要保持一点距离。只有小说可以不尊重隐私权。”(《惘然记·序》)这段貌似不经意的话,或许心目中有所指涉。如果熟悉其生平,可知张爱玲多半在说刊于近代小报里的小说及散文。而因小报与张爱玲结缘、订交的“小报状元”唐大郎,不仅是办报高手,也十分擅长那种“最亲切的身边散文”。

  “小报状元”唐大郎

  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,海派小报盛极一时。当时,小报的卖点,首先是连载小说。人们争购小报,往往只为追读自己偏嗜的某位名作家(例如上海人喜欢读王小逸、周天籁、桑旦华、苏广成等人)的小说。此外,小报另有一重头戏,即形形色色的专栏随笔,其中除了时事评论、文史掌故、剧评舞稿等之外,相当一部分,便是所谓“身边文字”(或曰“身边散文”“身边随笔”)。如同日本的私小说是将自己小圈子里的经历写入小说,同样的,小报文人交际广泛,与书画名家,或是剧界名伶多有交游,而透露了名人逸事的“身边文字”,会让许多市民喜闻乐见。更有一些作者袒露心扉,将家事化作文字以飨读者,彻底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,于是引起读者共鸣乃至同情,终获其追捧。

  为了满足小报迷的好奇心,抗战胜利后,上海出版过一本《海派作家人物志》(浩气出版公司1946年版)。此书编者“清音”自称编过小报,他却给唐大郎不吝留下如此赞词:

  “在小型报发展的历史上,这一支生力军的影响是巨大的,凭着他的才气与幽默,他的身边随笔与诗为读者深深倾倒,因此有‘江南第一枝笔’之目。”

  但同时也指出他不太正视现实的弱点:

  “洋场才子所凭的只是一些才气,要从他文章中找些意识是缘木求鱼。在唐大郎似尤甚,反映于他笔底的,是糜烂生活的断片,其对城市黑暗面的见解与批评极少,所有的也是歪曲的。”

  唐大郎本名唐云旌,常用笔名有唐人、高唐、云裳、云哥、云郎等。解放前,这位“小报状元”在众多小型报均开过专栏,先后计有“小休散记”“高唐散记”“唐诗三百首”“西风人语”和“定依阁随笔”等,其中,尤以“高唐散记”延续时间最久,从解放前的《社会日报》《铁报》,一直写到政权更迭后的《亦报》。如从“高唐散记”入手,或可窥见唐大郎“身边文字”的一斑。

  形式上,“高唐散记”多由近体诗及诗注(被人谑称为“诗屁股”)组成。提起写旧诗,尤其是打油诗,唐大郎真可算是一把好手。李君维说:“唐大郎写的旧体诗,虽系打油诗之属,但严格遵守旧体诗词格律,平仄、对仗、押韵循矩蹈规,一丝不苟。”老报人张林岚论及:“他的诗,风格在清人龚自珍、近人郁达夫之间;但常常杂以俚语,又像竹枝词,自称‘唐诗’。”(《小报状元》,《一张文集·卷四》,上海三联书店2013版)

  记得蔡登山在《也是“张迷”的唐大郎》里细述唐大郎如何慧眼识张;反观张爱玲,其实也对唐大郎青眼有加。李君维在《张爱玲笺注三则》一文中,推断张爱玲《到底是上海人》中津津乐道的小报打油诗,便出自唐大郎之手。诚哉斯言。(张爱玲引用的“唐诗”,刊于1943年1月22日《社会日报》,署名云哥。有趣的是,张爱玲还错记一字。)1946年7月,张爱玲应柯灵之邀参加了一次宴会,地址设在桑弧导演家中,在座的还有炎樱、唐大郎、龚之方等人。这也许是唐大郎与张爱玲的初识。另据沈鹏年在《行云流水记往》里透露,解放前一年,唐大郎的近体诗集本打算以《唐诗三百首》为名结集出版,这不仅获得张爱玲的认同,而且当唐大郎想把一部分打油诗放弃时,张爱玲表示不可,还旗帜鲜明地点出他为“《四十生日》所作的八首打油诗,有几首真是赚人眼泪之作”。

  “身边文字”遭批评

  等到主编《亦报》之初,唐大郎依旧积习难除,不仅自己写“身边文字”,并且在向特约撰稿者约稿时,仍希望多谈一些身边琐事。如《今日的古城》(《亦报》1949年8月30日)所述:“我们从前天起登的《梅剧团北行琐记》,就是思潜先生(祝按:许姬传号思潜)的手笔,作者以自己的立场,叙述梅先生旅程中的身边琐事,无不真切有趣;我们得到思潜的文章,如同得到梅先生的文章,一样珍贵。”又如《梅边人物》(《亦报》1950年3月12日)重申:“思潜先生为梅兰芳先生掌文牍,于是替《亦报》写稿子,标题就叫《梅边琐记》,写的都是十分琐碎的事,但我却欣赏他这一份琐碎,因为愈琐碎愈觉得作者身在梅边之有意思也。”

  但是解放以后,随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推行,社会上开始兴起新风尚,普通市民读者日益受其影响,阅读口味也随之悄然发生变化。身边文字因片面追求趣味性,在思想性方面或有欠缺,于是就有读者写信去非议,《亦报》上便出现了要不要“身边文字”的讨论。

  在《谢梯维》(《亦报》1950年1月6日)里,唐大郎表达了经受读者批评时那苦恼而灰暗的心情:

  “写就身边事一堆,自家看看意须灰。书来读者封封骂,头碰梯公日日催。人自心雄惟力拙,诗难气荡更肠回。只教收拾狂奴态,遂使尊眉豁不开。

  “在我们征求读者意见的许多来信中,对于我的文字,骂多于不骂,骂我的也分着两种,一种骂我不够进步,还是写些身边文字。一种则骂我写得不比从前那样的泼剌,风趣,总之我是两头脱节。惟一办法,只好少写一点。但我是天天同梯维一淘吃饭的,他不看见我的稿子,他就要催,‘怎么今天又没有了?’甚至说:‘再不写,我要不看亦报了。’其实梯维并不对我的文字有所特嗜,因为看二十年老友的写述,别有一番亲切之感而已。然我却难了。”

  从口气上看,唐大郎因矛盾缠身无可适从而有些焦头烂额。好在有好朋友梯公(胡梯维)的大力支持,《亦报》上“高唐散记”的题材里,身边文字仍保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。

  六十多年过去了,“身边文字”的优劣已然不成问题。一方面,假如报纸文章充斥着高头讲章,片面追求思想性,而毫无趣味,很难不被普通读者所厌弃;另一方面,非黑即白的逻辑已经不大有人认同,思想多元化亦逐步被多数人所接受。诚如老卒(严独鹤)当日所言:“足迹所经,见闻所及,种种情事如其是有意义的,有价值的,就何妨写将出来,也许问题虽小,或有可观。”(《身边文字》,《亦报》1950年1月15日)

  唐大郎与施叔范

  今天,当以积极的眼光重新审视唐大郎的“身边文字”时,实在能发现许多珍贵史料。其中最主要的,便是唐大郎与朋友们之间的绵绵友情。

  施叔范,自号老髯,原籍浙江慈溪坎墩镇。1933年秋在上海与邓散木等结“哭社”,吟诗会友。抗战胜利后,施氏与唐大郎、桑弧(叔红)等人结成文酒之交。可惜上海解放后不久,施氏即返乡务农。上海的友人们与其依依不舍之情可见之于《亦报》上的往来文字。如《高唐散记·此际魂销禁不得》(《亦报》1949年9月2日):

  “叔红留不住叔范,叔范还是想走,回到他的故乡,定下星期成行,就在前天晚上,聚了柯灵,散木,空我,之方诸兄,在叔红家里,作一个话别会。其中柯灵也要走,他是到北平去,算来他从北平回来,尚不满一个月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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